《我的中国》，一部长达3600行的长篇抒情诗，饱含着一位73岁老人对祖国真挚的感情。受长诗中喷薄而出的激情所感染，记者叩响了著名诗人李瑛先生的家门，和老先生谈起了这首长诗。
记者：回顾您多年来的作品，从表现焦裕禄事迹的《一个纯粹的人的颂歌》到怀念伟人周恩来的《一月的哀思》，从纪念彭加木的《罗布泊的石子》到探讨人生价值的《我骄傲，我是一棵树》，直至近年纪念唐山大地震20周年、香港回归的诗作和这部长诗《我的中国》，虽然创作年代不同，但您的诗作却始终关注着其时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焦点。
李瑛：著名诗人艾略特曾说过，诗人表达自己的感情，就是在写他所处的那个时代。在我50多年的创作中，我写过各种类型的诗，但写得最多的还是这类政治抒情诗。我觉得，一个作家应该怀有崇高的理想，一个诗人，应该时刻关心时代的变化。真正伟大的作品，应该与时代、人民群众的脉搏是相通的。
记者：谈到“政治抒情诗”，经常有朋友这样问：“政治抒情诗算不算是诗，是不是一种政治宣传品而不是艺术品？”您对这样的问题怎么看？
李瑛：我写政治抒情诗，同样流露的是我的心灵世界，对世界的认识、对生命的感悟。政治抒情诗首先要是诗，它同样反映的是诗人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，是一种非常真挚的感情的流露。我不会“编诗”、“编故事”，我只是记录了我看到的、内心中永远忘不了的东西。比如在《我的中国》这首长诗中，表达了我对祖国、对我们这个民族真心的爱。我把自己也放到了诗里面，用真情、说了我内心的真实感受。
同时，政治抒情诗不是用新闻语言、社论语言去反映国家、民族、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。诗人要运用经过提炼的、艺术的语言，选择比较强的、有表现力的词汇，新鲜的意向，准确地反映诗人的思想感情。这样才能使读者产生感情共鸣，得到美学上的享受。
记者：是什么使您产生了创作《我的中国》这首长诗的想法呢？
李瑛：今天，我们面临着一个世纪的结束、同时人类将走向一个新的千年纪，今年又是我们新中国50年的生日。50年来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。作为诗人，我觉得，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，应该以我最简单、最纯真的方式表达我对祖国的爱。
《我的中国》凝聚了我多年的生活积累。诗人要关注国家、关注时代，要热爱自己的国家。这并不是挂在嘴上，而是要发自真心。我的祖国是可爱的，她的可爱表现在拥有古老的文明、优秀的民族传统，也包括她近代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之后，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。但是，我不想浅薄、表面的美化，庸俗、廉价地吹捧，因为那不是真实的，也不会有力量。我想把一个普通人的情感、真实的内心感受写到这本书里，如实地反映祖国的现状。这几年来，我到过许多地方，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，也看到了许多地方的贫穷。在贵州、云南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甘肃，我看到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脱贫，路不通、没有电，人和牲口在一间房子里共处……可以说，我们的国家很强大、也很软弱；很文明，也很愚昧；很富有，也很贫困，这才是我们今天真正的中国。只有看到了这些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有多么的不容易，会使你思考得更多、更全面、更本质也更深刻。多方面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，促使我写这首《我的中国》，我把所有的感情都融入了这首长诗：我爱我的祖国，尽管它现在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但它却是大有希望的。
记者：到目前，您已经出版了40多本诗集。近年来仍不断有新作问世，您是如何保持这种旺盛的创作力的呢？
李瑛：不断学习，不断接触新生活，对诗人感情的不断激发是非常重要的。每一次采风归来，我都会感到自己又有了不少新的收获和感悟。同时，不断地读书、思考，也使我的内心始终涌动着那种创作激情。
近几年来，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，有更多的时间读书、思考，我读马克思主义的书，也读西方现代各种哲学流派的书。近年来，诺贝尔文学奖有近一半都授予了诗人，我也在研究他们的作品，他们的诗作在哲学思想、美学观念方面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同时，通过对外交往，我也和许多外国的诗人进行了交流，在艺术上、观念上、表现手法上吸收了很多西方的东西，尝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运用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手法。通过这些积累和学习，我觉得，自己的诗比过去更有分量、更深沉了。
我提倡诗歌应呈现多种流派、多种风格和形式，希望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，突破陈旧的、固有的模式。在写《我的中国》的时候，我也在探索，尝试一种富有创新精神、同时更加符合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美学情韵的新的创作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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